摘要:李东作品《他乡》将于4月11日至4月19日在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下的289艺术空间展览,研讨会将于4月11日下午3点至6点召开,敬请有兴趣的朋友光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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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导览】

4月11日下午2点,由摄影师李东本人为大家作图片导览,届时将涉及图片背后的故事、展览的出发点、策展的思路等等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和话题。
感兴趣的朋友请在我的公众号上留言即可,最好能留下您感兴趣的。

特别注明:展览作品均为3:2的横幅作品,本宣传片中的图片为作品的局部图。展览作品中有3米*2米作品7幅,和其它尺寸的几十幅,以及多媒体影像播放,现场更酷哈!

 

〔研讨会〕

4月11日下午3点,即在完成〔作品导读〕后,《他乡》主题摄影个展开幕并开始研讨会,研讨会将围绕作品呈现的主题、并在“他是谁”、“乡土社会到移民社会”、摄影作为社会的神经末梢、或中枢神经的作用等等内容的各抒己见。

研讨会仍然由广东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王世军先生主持,他的睿智、敏锐把去年我的《融入与区隔-广州非洲人街》主题摄影展研讨会主持得非常令人难忘。

现已确定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嘉宾除了学术权威中山大学人类学及社会学教授周大鸣先生、地理科学和规划教授李志刚先生等学界嘉宾外,

还有荷赛评委南都图片总监王景春先生、南都报评论部主任李海华先生,南方传媒集团研究部主任黄慰汕先生,

更有因”俯卧撑“为公众熟悉的荷赛获奖者、当代艺术家区志航、和广州大众喜爱的媒体人“陈Sir”陈扬老师到场参加。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摄影对话】
4月12日下午3点到5点,在展厅里与摄影师面对面的交流。

【《他乡》分享会】
4月18日下午3点到5点,《他乡》主题摄影的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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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导言

袁丁


中国人常说:树挪死,人挪活。人口流动是一个社会健康运作的动力之一。中国历史上人口流动不断。建国以来就有三次千万人次以上的大规模人口流动:20世纪60年代的精简下放,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及80年代以来的“民工潮”。

1978年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是一次“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人口流动。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发展不景气,又逢南巡讲话后各地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引发了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第二次“民工潮”。与第一次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90 年代末,随着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的出现。2013年,广东省共有2702万农民工,约占了全国农民工数量的十分之一。随着广东省的产业升级以及在整个亚洲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广东为目的地的流动人口来源更为丰富,但数量上农民工还是占主体地位。

2014年的《广州蓝皮书》显示:当年,广州1600多万人中,流动人口首次超过常住人口。大量的国内外流动人口聚集在广州城乡社区,其中很多分散在遍布广州的三百多个城中村内。李东的系列摄影计划就关注了广州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城中村:登峰村。

如果细究登峰村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是一个极具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价值的个案。在这个1平方公里左右的空间里生活的人与正在发生的事,几乎囊括了目前中国研究的所有热门话题。

登峰村始于200多年前,一户龚姓人家结庐为舍,逐渐形成了有20多个姓氏的下塘、横枝岗、塘帽岗等几条自然村。 因此村位于广州城里人登高白云山的必经之路,故而得名登峰。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登峰一带的繁华曾闻名全国。那时广州的酒店、宾馆数量还相对较少,而登峰村的农民则在两年间集资1100万建成了包含了游泳池、桑拿房、健身室及旅游业等各种娱乐配套设施的“登峰大酒店”,名噪一时。这间大酒店的兴建也是登峰村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标志。参考登峰村的这一改革经验,1991年底天河区全面在行政村和自然村两级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成为全国第一个在区县级农村全面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地区。90年代以来,来自新疆和宁夏的穆斯林开始在登峰村一带聚居,随后中东的穆斯林商人也大量进入这一带从事商品贸易。2000年左右,随着周边几座商贸城的兴建,大量的非洲商人也涌入此地,并将这里作为他们进入广州的一个起始点,几乎每一个来过广州的非洲商人都知道“Deng feng”。目前,登峰村内居住着老登峰村民,潮汕人,湖南、湖北的汉族,宁夏的回族,新疆的维族,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马里人,尼日利亚人,几内亚人,刚果人等等,成为一个罕见的国内新老移民与国际移民混居的城中村样本。

作为一个摄影家,同时也作为一个外乡人,李东敏锐地将他的镜头对准了这条街和这条街上的外乡人们。

自2011年起,李东开始了他在登峰村的纪实摄影创作。他不光拍摄了目前受到海内外媒体与学者广为关注的非洲人群体,还拍摄了在这条街上红红火火地生活着,同时又在媒体上默默无闻的那些中国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组《他乡》的作品,就是记录了一群在登峰村居住了十年以上的外乡人的日常生活。

2006年“农转居”之后,大多数的登峰村老村民已经搬去了周边的住宅小区,外来的农民工成了登峰村内鳞次栉比的握手楼内的主要租户。他们并没有选择在富士康那样准军事化集中住宿管理的大型工厂里工作,而是在以登峰村为圆心,直径大约不超过地铁三站路的范围内从事着本地人不太愿意干的服务行业。木工瓦工,修理电器,回收废品,餐饮服务,看门保安,通下水道,摆烧烤摊,做二房东等等,无所不包;而且多数人还身兼几份零工。

李东的记录方式很值得称道。他用一种类似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在登峰村的一个蜗居里租住了8个月,以此来建立与拍摄对象之间的信任与关系,同时也使得他对拍摄对象的理解更为深入。他也跟踪了几位拍摄对象返回到他们湖南的家中,给观影者展现出这群外乡人的故乡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做法是不少学者都无法轻松做到的,使得他的作品从记录的角度而言更具价值。

然而李东的摄影作品与一般的摄影作品又略有不同,可能会使观影者感到一点不适应。摄影构图教材里会强调每张照片只应该有一个趣味中心,摄影者应当尽量从画面里去掉一些东西。而李东的作品里则充满了大量丰富的细节,让人目不暇接。去年在布鲁塞尔为他的《非洲人在广州》摄影展选片的过程中,我们就曾惊叹几乎每一张他的作品都可以让一个人类学家写出一篇文章来;就如同卜正民可以从维梅尔的一幅画作《军官与面带笑容的女子》中描绘出整个17世纪的全球贸易来一般。但这也对观影者的背景知识提出了不低的要求。好在李东将其作品印刷成大尺幅的作品,使得观影者可以细细的观察细节;同时,也提供了大量对拍摄对象背景的描述,以供大家理解。所以建议大家在观看李东的作品时,可以先通过文字来了解拍摄对象的背景,然后再通过对作品细节的观察来感受摄影家所希望传达的意涵。

我个人很喜欢《屋顶小李一家》这张作品。画面主体部分的广东国际大酒店等高层建筑与低矮杂乱的城中村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这座城市里的结构性不平等。近处夕阳余晖下的老者与正在修理棚顶的小李是这一不平等的承受者。李东给出了这样的背景介绍:“小李一家为 80 年代初从外地迁入广州,非本村人。小李出生于此。当时,此处为鱼塘,他们在鱼塘边搭棚生活。后合资建此楼房,分得二套房。现将房出租,自己在屋顶搭棚居住。但不堪夏日炎热,奶奶和老爸先后中风,奶奶去世多年,老爸中风恢复中”。80年代初正是第一批民工潮的时期,因而可以判断小李一家是从广东省内其他地方迁入广州。虽然他们同样说着流利的广东话,并且在登峰村生活数十年,但由于非本村村民,所以在历次改制中,他们无法享受到与登峰村村民(或者说目前的登峰街道老居民)同样的待遇。因此他们无法住进“农转居”的高层小区,而只能继续在城中村里居住。登峰村内两套房的租金,大约是每月2000到3000元,这与广州市6830元的人均月薪相比不到二分之一。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家明明是两套房的寓公还需要在屋顶搭棚居住。但相比起登峰村里其他来自外省的农民工们,他们的境遇又好了不少,起码他们不会被称之为“捞佬”。像小李这样的家庭,在大众媒体与学者研究的叙事中往往是被忽略的,这也是李东这一作品的作为纪实摄影的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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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中的人像,大都表现出一种寂寞、不安、略带焦虑的神情。焦虑感是几乎所有移民都共有的一种情感体验。其来源于对未来状态的不确定性:既包含了对所处环境的不确定,也包含了对自身身份的不确定。广州算不算是我的家?我是不是广州人?这是很多广州的外来移民都在思考的问题。鉴于广州流动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常住人口,我可以推断前来观看本次展览的观众半数以上都是外来移民,也应当都曾经或者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不知道您的答案是什么呢?

袁 丁

跨文化、移民与少数族裔研究中心

比利时荷语鲁汶大学


乡归何处

康国生


某些历史轨迹,一如A股的K线,只需一段“新闻联播”的刺激,行情就翻转了。 以“下山进城”闯世界,逆转“上山下乡”闹革命,就是一波轰轰烈烈的“空翻多”行情。期间数以亿计的壮士,放下笔杆犁把,背上铁锤铺盖,“车辚辚,马萧萧”地挺进都城,致使改天换地的GDP大红柱通天塔般扶摇直上,成为世人瞩目的龙图腾新概念。

大捷报是妇孺皆知的,艺术家往往对时代的细节钟情。他们晓得,末梢神经是反射体征的敏感区域,街头的吆喝、灶边的念叨更有生活情味。于是他们走近,去体察“耶娘妻子走相送”的离苦,“恬碎乡心梦不成”的落寞,“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坚守,“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惆怅——他们说,这是那些大叙事的注脚,是时代的眼神儿。

近四年来,摄影师李东关注的恰是这个大背景中的一些个体。

《他乡》组照,取材于大都市的胡同深处-广州越秀区登峰街的移民家庭或个人。作品采取横向狙击、细胞断层的方式,对新移民的生存状态做了写实并超现实的呈现。以典型环境,互衬环境,人物在环境中的举止及精神状态、身体、服饰特征,人物之间的行为关联等要素,展开了人物内心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影像叙事,打通了作品从无声的平面,走向三维空间和时间上的多维指向,共鸣于读者内心的经验和情感,发散成现象背后的文化思考。作品力图借助影像语言的特有魅力说话,规避了文字对具体故事的锚固,意在以事物的特殊性概括普遍性,以单一符号的发散性和组图符号间的互补性和锁定性,让叙事收放自如,为观者的思绪划定了驰骋疆域。画面动静结合,群体、个体背景肖像相互呼应,运用冷暖等色调烘托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心理活动,夹叙夹议中掌控起承转合,起到了形散神聚的效果。

例如那幅挤成蜂窝状的集体宿舍,周遭了无大自然的生息,楼口处形单影只,心与心间的慰藉,仿佛只能以电波为纤索维系。稠密的群居间距变成了世间最遥远的距离,被异化了的现实生活,让“他乡”成为精神的流放地。作品中类似的影像隐喻随处可见,非常耐品。                                  初页-8.jpg 

作品以“他乡”为题,诗性而忧郁,游离而牵挂,准确地提炼出了新移民遗失了归属感的身份特征、生活处境和情感矛盾,无法不引发人们对“故乡”的回眸。

国人的“故乡”情节里,除了鲁迅的邻居“圆规”、“闰土”,少不了辘轳、磨盘,纺车,还有余华《活着》里徐福贵与那头耕牛的身影。的确,故乡所有转动的轮子,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这就是诗人泪光里的祖国。

这次“背井离乡”的大迁徙,无疑是受国际化,消费主义和民族复兴大政方针的感召。透过《他乡》,你看那川流不息的香车,琳琅满目的橱窗,衣着入时的情侣,彻夜撩人的霓虹,状如教堂的民居,还有国际大品牌的招工广告,对于面朝黄土背朝的天农民来说,这些奇观刺激,分明都是邀请函、福音书,何况粮食在全球化影响下,价格不断缩水。于是,山村的小土庙香火冷了。

的确,与“上山下乡”不同,在 “新教徒”们揣上馍馍上路的前夜,绝对未经工作组的动员,一切都是自愿的。

可是,他乡丰满的大厦阴影下,蜗居打拼的现实是潮湿和骨感的。社会把关于他们的一切需求都放心地交给了市场。高消费的城市生活,处处需要节俭,廉租房是不敢想的梦。然而,这并未销蚀尽他们的信心与坚守,因为他们手上的老茧比混凝土坚硬,脊柱虽被压弯了,脊梁依旧坚挺。对于进城,谁都知道他们的起跑线在最远那节上,但他们认了。他们不晓得自己的身份是由历史和文化构建的,在维护自身权益上不想给政府添麻烦。在风云莫测的市场中,他们只能依靠夜以继日地枯燥劳作与通胀赛跑、攒集让生活发生质变的财富。

对于第一代打工者来说,子女的融入是最大心愿。但故乡有放不下的老人,将来,是告老还乡还是终老他乡,是个两难抉择。

当然,淘到金的,可以光鲜地化蝶,去留随意。衣锦还乡,不过是走走过场。

经营惨淡的,他乡高昂的房价、就学、就业、医疗、养老等天文数目的开销,都是一座座难以攀爬的雪山。想来劳苦半生,他乡的床榻似在空中。月光惨白,蝉噪五更,故园荒芜,树碧无情,乡归何处,迷茫都写在脸上。此时的失意者是否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已故农民工徐立志的“他们问我/你为什么老是一个人发呆/我说我没发呆/我在畅想未来”仿佛是《他乡》中一游子伫立在BRT车站以及床头独自发呆那些图片的最好注释。堂前弄口,孩子们以红领巾蒙着双眼摸索方向的隐喻语言,又是对《他乡》主题的艺术提炼与升华。                                          初页-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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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经济下行,弱势公司的关门几乎成了常态,就业门路雪上加霜,无疑地平添了新移民的乡愁。结合自身体验,读者不难感受到作品的刺点所在。

在这块土地上,与民工潮结伴而生的是那些涌向海外的高大上移民,二者构成了同一奔梦路上的两座里程碑,只是它们的间距已经恍若隔世。三十年前,他们是否以知青和农民的身份在同一座窑洞里裹着同一床破被看过同一本《金光大道》也未可知。

历史上的大迁徙,无论源于战乱、饥饿还是运动,每一次人潮涌动,都是悲欢离合的《命运》与《悲怆》。它像三棱镜,折射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性等层面的七色光谱。《他乡》,恰是这光谱的一段截图,浸染着浓郁的人文情愫。她促使我们凝视和沉思,同时也在期盼着这样一个理想:无论东奔西走,都能宾至如归。


康国生

四月风影像文化核心评论员

kangguosheng.blog.siyuefeng.com

2015年2月28日于沈阳




 生活在别处

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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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是位颇有情怀和使命感的摄影师,身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繁华都市广州,能将镜头对准进城打拼渴望改变命运的底层人,难得可贵。专题《他乡》,在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试图表述出打拼的农民及其下一代,精神世界在乡村情结和城市的再塑造间游移的主旨。从关注打拼者群体艰辛的体力付出到关注这个群体的心理状态,进而探究其精神归属感,这是一种很坚实的影像沉思,很贴接中国国情和人本。300x200-2.jpg

毫无疑问,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巨变,城市化是其最大的演绎之一。在广阔的农村和城市之间,我们看到,怀揣梦想的农民打拼者,风尘仆仆地为谋生而奔劳。这支独具中国特色的流动大军,据统计约有2.6亿人。他们离开了土地,在城市中打拼,没有身份,没有各种城市福利,有的只是艰辛和劳累。这个群体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用汗水和牺牲,勾画出了规模壮观的城市化进程风景线。但他们面对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巨大的付出与回报丝毫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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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记录,也是表达。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对农民打拼群体的关注,是一种责任和良知,更是一种无言的呼吁。在这方面,从八十年代起,中国很多摄影师们,都在拍农民大进城专题,像美国的雅各布·里斯拍摄纽约城市化进程中的贫民窟一样,也都做得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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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总是在变化中行进,优秀的纪实摄影师也是时代的把脉者。观看李东的《他乡》,我想说的是,中国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打拼群体身体艰辛的付出是铁的事实,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情感及精神归属则更是当下突出的新问题。这个打拼的农民群体穿梭于城乡之间,身体为生存劳顿着,精神为新旧两个世界挣扎着。毕竟他们是从土地中走出来的人,而不是从繁华城市走出来的。中国城乡巨大的差距,筑建了他们的心理落差。“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的哲学追问,在他们那里则是城乡差异惯性驱使下的自我失落与辨识,并潜滋暗长地纠结于内心。

如此而言,在当下,拍摄农民打拼群体,只呈现其生活艰辛之一面,肯定少了深度而徒具现实的平面性反映。身体的艰辛劳作之外,精神的汹涌游移与困境,更是要命的现实。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乡》是一组很有敏锐现实洞察力的作品。这个专题不同于他的“广州非洲人街”专题。“广州非洲人街”很国际化地关注了外国游民在中国生存打拼状态,更多是对打拼者身体上的叙述。而在《他乡》专题中,摄影师通过对本土农民打拼群体横向和纵向的追踪拍摄,展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之余,更多是下气力地挖掘了这个群体的心路历程和精神世界。《他乡》,不只探求身体的在场性,而是更多探求精神世界的在场性,这个就很有价值。

我们知道,生存和精神活动,大体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人类历史的进程上,从没有过像今天这般如此疯狂的日新月异。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在今天的状态下,肉身栖居之不易,恰如精神之飘摇不定。肉身历尽磨难同时,精神亦在质疑和追索。当生存大体稳定下来,肉身中的精神尤在彷徨。精神,要寻找的是肉身存在的明证和理由。家园和归属感,是精神不断地从肉身中突围,孜孜不倦寻求的东西。如此,这地球村上,每个人都是寻找归宿的尤利西斯,每个人都“生活在别处”(米兰·昆德拉语)。


在中国工业化、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状态中,国民精神的犹疑性,越发的强烈。打拼的农民群体更是身心陷于城乡二元的纠结之中,他们悬浮的命运堪忧,心历路程更是值得关照。《他乡》试图要通过影像提出精神归属性问题。对这个群体精神游移性的关照,是更深层次的审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真实细节和最痛疼的部分的揭示,是对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冲突之思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乡》这组影像努力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和探究中,也是对个体身份的再辨识,再审视,再确认。也许,确定了精神,就是确定了身体,就是确定了身份,就是确定了自我。但,这个正在进程中的农民打拼群体能吗?也许,改变在他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里。

150x100-14.jpg整体而言,《他乡》这个专题,李东很尽了躬身之力。我们看到,其中的每幅影像都很精细,无论是影像色调和构成,似乎都固执地呈现出单片完美主义的追求倾向。李东喜欢弱光下拍摄,氛围对主题的营造也很给力,影像中的色调,不但饱满地传达了情绪,无形中也是生存境遇的一种隐喻。《他乡》所展现的文字也是深入和细腻的,现场采访的录音用于影像中,使得整组影像饱含客观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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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pg我喜欢那几张直视镜头的照片,影像中人的表情,多辛劳,也多无奈和茫然。那些神情在诉说一些东西,那是心里世界的流露,也是其精神面貌的洞现。

精神的温度决定艺术品成长的品格。底层的表述与摄影师表述底层,真诚很重要。格罗赛在《艺术的起源》中谈到,每一时代所产生的倾向艺术的人数是相同的。但是在这些人数中,只有能适应时代的精神温度的,方才能够有所成就……温度源于作者,源于地域、时代、社会、人情、情感。李东越过这层面,想透观其心路历程,因而很有时代之温度感。如果再沉下去,许会更加的深刻。我们要知道,拍摄他人,有时就是拍自已。

杨勇

黑龙江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四月风影像文化编辑

著有诗集《变奏曲》、《拟古意》、《日日新》等

(2015年3月18日于绥芬河)



当代人类大迀徙的影像记录者

李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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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我观看的中国有震撼的纪实摄影作品中,广州摄影家李东的《他乡》系列作品可谓印象很深。我与李东相识已当多年,最早让我难忘的还是他拍摄的那组《广州非洲人街》,当他把这组作品从网络传给我观看时,我真惊叹一位曾经的生意人竟能如此深入地渗透到广州的外来非洲黑人生活群体中,还竟能近距离地拍下那么多动人的故事。michelA-1.jpg如今,当我细品李东的这组新作《他乡》系列,发现他又凭自己的亲和秉性与强大的渗透能力,开始关注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的乡下移民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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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细想起来,无论是宝汉直街的非州人,还是如今遍布全中国各大城市里的农民进城打工族,都可称其为城里的异乡客,或为他乡人。这一现象如果从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发展现状来看,也许是世界文明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从世界格局来看,各国之间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战争和天灾的频发,使得各国之间人口发生的大量的迀徏现象,我们或称之为侨居或移民。而在中国,城乡间巨大的差距,也使得中国农村中绝大多数的青壮年都跑到城市中去谋生,村里只剩下少量的老人和孩子,于是在这些本来就拥挤膨胀的大城市中,就出现了对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外地人、他乡客究竟是融合还是排斥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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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x200-4.jpg  我一直认为,摄影家终究不是政治家。他们不可能解决诸如以上重大的历史性决策。但每一位有责任心和有敏锐嗅觉力的摄影人,都应该立足脚下、覌注当代、把握瞬间,自觉地用手中相机记录下中国在不同变革时期所发生的大事。只要这种影像的记录是真实的、深入的、生动的,那这些影像就必然是不仅有意义而且是有重大历史价值的珍贵影像,也就会像陈年老酒,愈久愈香。

  我们摄影人不能主宰世界,但可以通过有价值的照片影响世界,也许就因为这一点,李东做出了比做好生意更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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