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一次影展引发的对话
《他乡》影展引起的对话

2015-04-14 李东 李东广州的摄影空间 李东广州的摄影空间

李东广州的摄影空间

微信号lidongphotospace

功能介绍用镜头关注当下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历程,尽力把自己的看法、观念融入到生动、鲜活、有思想张力的影像中去,期待与大家真诚地交流。

主题:《他乡》主题摄影研讨会

时间:2015年4月11日

地点:广州289艺术空间

嘉宾:王世军、周大鸣、李海华、区志航、安哥、王少波、陈帆等


王世军(以下称主持人):各位嘉宾们大家好,今天相遇李东老师的这个《他乡》主题摄影展与去年他的《广州非洲人街》主题摄影展有莫大的关联,虽然拍摄的主角从黑色变成了黄色,但是他们有精神上的传承。这个摄影展定位为乡土社会到移民社会,它又展示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风情。

为了这个主题的深入展现,我们请到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专家,首先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位我非常尊敬他,中山大学的学者,中国人类学社会学的泰斗,他提出了“乡土社会到移民社会”的概念,周大鸣教授。

还有媒体界的精英,南方都市报评论部主任李海华主任。

我们也请到了一个涉猎很广,非常有名的文艺评论家,他也是一个作家,一个画家,陈帆老师。

为了这个主题,我们请了很多老朋友,这位老朋友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经历了非洲、中东、中亚、北美等,他在这些区域生活和工作的时间长达十几年,他是一个收藏家,他有自己梦想中的博物馆,今年中会向大众开放,他也是资深摄影家王少波先生。

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中国纪实摄影的领军人物,掌声感谢安哥先生;

还有在赶来的路上,他的作品叫俯卧撑,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了,当代艺术家,也是广州电视领域中的一个前辈区志航先生,介绍到这里。下面请故事的主人翁,来介绍一下他为什么拍摄这组照片?初衷是什么?

李东: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观看我的这个《他乡》主题摄影展。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拍摄这主题的初衷。个人认为,中国当下的时代性就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与十九世纪中的欧洲、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相似,但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由于包裹着中国近十亿的农民,这个人类六分之一的人们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的巨大变迁,所以,这个历程就聚集了更深厚的内涵和魅力。

特别是去年在欧洲巡展《非洲人在广州》的三个月里,有机会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当下,就更增加了我的这个感觉:当下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进程,是我们当前最应该关注的东西。

虽然我这个镜头主要对准的是这些登峰街上的他乡人,但他们面对的精神面貌和困惑,是我们大家自身共通的感受。

我这里想用图片直观地呈现出这些困惑、面貌、感受,让大家来对这个话题进行更多的关注。今天邀请了各界的嘉宾,我更想倾听他们的看法。

主持人:今天在这个场景中贯穿了十个家庭的故事,这十个家庭从全国各地来到广州生活超过了十年,他把镜头对准这十个家庭诞生了一个作品,下面请出第一位周教授,您作为人类学的学者,你提出了中国社会转型中很有意思的过渡,从乡土社会到移民社会,你看到这组照片,你发现了什么?

周大鸣: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研究,中国社会在发展什么样的文化转型?我自己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正在从一种地域性的乡土社会向移民社会的转变。这个概念在上海、北京、重庆的城市论坛上都提出过,但我觉得摄影师通过他们的镜头可感知地呈现给大众,它的影响力会比学术论坛的影响力更大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概念,什么是从乡土社会到移民社会?过去都是以讲某种方言的人聚集在一起,人基本是按照血缘,亲缘,地缘三种关系组织在一起,这三者组成了乡土社会。我们在这种地域上形成了一种理念,我们在乡土社会,人迹关系里是以辐射为主,所有的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向外辐射。强调自己文化是一个中心,强调自己文化的优越性,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变化很快,原来广州、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海人讲上海话,广州人讲广州话,现在基本公众场合都讲普通话,因为广州人讲广州话的人群,在这个城市里不再是绝对的多数的主体。我们更多的是来自各种各样的人群,其实我想李东先生他呈现的这些照片,是我们讲的在城市里有很多的类别,像在座很多年轻的记者,受过高等教育的智慧性移民,还有投资性移民,而这一类是劳动型的移民,靠出卖劳动力才能为生,然后他们不断在城市发展,做点小生意,或者干一点别的生意,这是一个类别。如果社会分层的话,他是一个底层生活的人民,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怎么样跟家乡发生联系?

欣慰的是我看到这些照片中有很多的微笑,也就是说中国人无论是在一个什么样压抑的地方,什么艰苦的环境中,大家都有乐观的精神。从他的照片中我自己看到了这一点。中国人为什么远走他乡,为什么在全世界能够生存,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导致的,谢谢。


主持人:他所看到照片中传达的信息出来,他看到了更多的微笑,看到了为什么这个族群到更多的地方落脚,坚持的活下来。我要打乱一下嘉宾的顺序,既然说到一点,请到一个在国外生活十几年的嘉宾,他在照片中有没有发现更多的东西?掌声请出王少波先生。

王少波:我基本上的时间都在国外,我在想我是一个标准的移民,朋友给我一个绰号叫“四不像“:南方人不像南方人,北方人不像北方人,中国人不像中国人,外国人不像外国人。其实我祖籍是江苏,出生在黑龙江,初中到湖北,然后回到扬州。在我32岁的时候我开始在国外流荡,今年我52岁了,流荡了20年。我在瑞士待了七年,非洲待了六年,在中东待了一年,北美待了一年,中亚待了一年等等。

回国后,可能是长期在海外,面相有些西化了,大家总觉得我不像中国人,我12岁到了扬州,但是我不会说扬州话,他们说我是北方人,但是我到北方他们说不是北方人,因为普通话有南方口音。我自身就是一个游走的时代。我现在一路走来到底是哪里人?不过,反正我是中国人,其它问题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时代的人他到底是哪里人?他乡在哪里?他乡就是故乡。他乡为什么会变成故乡?他乡是不是他乡?我的故乡又是不是他乡?每个人的故事都有其背景。现在当下,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种动荡中,你的祖籍你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广州人,你敢保证你十年二十年你还在这里吗?可以说这是我对《他乡》的一个简单的理解。

其实这个主题真真切切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去思考。在这里周老师看到很多人都有微笑,我恰恰相反,我看到这些人很多都是辛酸,所以这个是心态问题。其实他乡人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在他乡微笑往往是给自己看的,或者给别人看的,真正的时候我们是笑不出来的。

我们在国外以前借用一个广告词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我们就调侃为”有路就有车,有车就有人,有人就有中国人“。我想告诉大家我的感受就是有人的地方一定有中国人。我往北进过北极圈,那里非常让我惊讶,一个城市2万人,15家餐馆,十家是中国的,广东的有,四川的有、江苏的也有,哪里都有。开店的有的是一代移民,有的是二代移民,所以说中国人从100多年前,我们开始往北美、往欧洲,往南美、往澳洲飘移,现在,我们的确遍布了每一个角落。我在非洲,第一次去非洲是到一个去叫尼日尔的国家,我去前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么丁点儿小的尼日尔。但等到那儿一看,好家伙,这么小、这么远的地方,有四家中餐馆。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接下来我要请一位媒体的朋友,今天展览所在地是南方日报报社,两年前《南方都市报》编了一本书叫《洪流》,讲述的也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故事,下面请南都报评论部主任李海华老师。您站在这里看到了什么?

李海华:我看李东老师的照片并不陌生,里面的主人翁都在底层,我来广东十多年,回家的路上很多时候我会从城中村穿过,这些场景感觉似乎都在城中村里见过。我今天说两个方面,一个是社会底层,或者是底层视觉,第二个是微观。


先说底层,最近我在看一本书,他从90年代中后期就一直在陕北的一个地方,他的背景是这样,他想呈现到一个农村,从土改开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然后到人民公社解体,到改革开放,在这样大的背景,从很微观,很细节的层面上去解读这个过程。简单来说就是从一个村庄的反应和他们的经历,他采用底层访谈,当时里面的语言,各方面的细节都非常多。我看了这个摄影展有一个感受,也有同样的感觉,李东的镜头展现的是真切的底层人物的生活。

另外一个层面是微观叙事,和平时的媒体评论不一样。我们做评论的状态就是坐在书斋里面鸟瞰天下。我们对于底层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愁,我们感觉我们似乎已经理解了,我们在评论中也会涉及这些内容,但是我们越来越对这样概念化的结论和概念化的延伸越来越没有信心,底层到底怎么样?跟你所说的吻合吗?

但李东老师的这个《他乡》主题摄影里呈现的却是细节,一点一滴的细节,他的衣食住行,他的谋生的手段,他的娱乐方式,通过这些画面,我们看到了非常直观的概念,看了这些图片,有强烈的冲击力,他把这些概念都变成的可感知的视觉冲击力,我很佩服他。他是学化学工程出生的,做企业的,李东老师他能够把这些都放下,把镜头对着底层的民众,底层的移民,这种精神让人敬佩,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媒体要“走转改“,但怎么个走转改感觉不太清楚。我看李老师的这个主题拍摄和展览就是很生动的“走转改“。谢谢大家。

主持人:既然说到了图片,今天现场这个图片墙有很多小的图片,比如这张,我指的是李东老师拍摄的这些主人翁回到老家过春节的场景,这些场景中,他们的打扮和笑容与家乡格格不入。但当他们穿着这些城市的服装,再回到登峰街时,我们又会说,他们又回来了。他们是四不像,照片中的主人翁,在身份的焦虑中也似乎是四不像,照片的信息捕捉了什么?下面请出以写艺术评论的陈帆老师。

陈帆:这些照片最重要是取决于摄影者的社会积累,知识积累,这一切体现在哪里?说到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李东老师是属于哪一类的摄影师?我们感觉到有人说李东是一个很新锐的摄影师,有人说他是老的摄影师,都不是。李东老师的社会经历他最早是化学工程师,后来做了生意,现在全放下了,成为了专职的纪实摄影师,以文学的叙述方式用影像来讲故事。摄影是很简单的艺术,但又是非常复杂的艺术,我们每一幅作品的诞生并不仅仅是工具所能够造就的,它完全是心灵的造就

我们看到的这一幅一幅作品,就像人生的故事。我本人的另外一个职业是写小说,写了很多的小说,我们要立志于做专业摄影的人都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怎么样来写社会,自己到底有多少知识能量,这个知识能量是大知识能量,不是小知识能量,不是说我上了哪个大学,或者说我是学者,都不是,它是对生活提炼的结果,能结晶的东西。我们很多的人到现在,包括我在北京的朋友都做了摄影记者20多年了,拿出作品还是那样地一般般。为什么?所以摄影是很不简单的艺术。这需要对当代社会有一个很冷静的思索和认识,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它对你的各方面的综合知识有很大的关系,这很重要。相机实际上是一门工具,重要是我们心灵怎样去对着你所看到的东西。

为什么我很感动李东呢?他的经济条件非常不错,但是他进行了使命性的饯行,就是用他的一双眼睛去思考当下中国底层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希望是我们微笑着生活,为什么我们要抱怨,我们抱怨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我看完这些作品之后,我觉得李东作品带有浓重的悲喜剧色彩,那是一种苦涩而甘甜的生存况味。值得注意的是他大胆采用了“彩色”来刻划这一种中国大陆人特有的悲喜剧色彩,那么他用的“彩色”却是滞凝的混沉的,那么不明快而郁闷,而在色彩的交织中又能很贴切地表现现实日新月异更兴的希望。值得一提的是李东賦予的“希望色彩”的确是“苦涩而甘甜”的中国普通平民生存的况味。

刚才海华老师也说了,李东这个作品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底层,一个是微观,这两个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看不到,熟视无睹。现在在街上车水马龙,或者在公众场所都看不到,如果你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你所看到的都会完全不一样。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其实周老师是人类学、社会学者,少波先生游历世界各地,而陈帆老师是摄影批评家。接下来我请到我的前辈,他一直影响着我的新闻观,他的作品的意义依然在延续,从未停止过。掌声请出区志航先生。

区志航:2013年在我画廊个展时,李东到场与我交流时,表达了他对我作品的一点担心:因为我的作品不断在网络出现会不会透支?我也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任何一个作品,无论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几位专家都说了很多,我们知道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是如何让好作品真正地生效,这才是我关注的。


我原来做节目主持人,后来我接触了很多当代艺术,但是当代艺术有一个瓶颈,它的观点和表达方式的颠覆性,这让它很难在世界上传播。当代艺术其实是具备人文关怀和时代精神,但是如果不能进入社会,就只是在小圈子里孤芳自赏。我想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作品,既是当代艺术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社会上传播。最终我就选择了俯卧撑模式。其实到了今天艺术的创造绝对不是拍一个照片那么简单。从开始的构思一直到形成这个作品,更重要是被很多艺术家忽略到的就是作品的成长。作品的形成,我只是说他如一个孩子的诞生,作为孩子的父母,作品本身,如何培养你的孩子,过去我们把孩子成长的命运,作品成长命运交给了批评家们,交给了拍卖行,反正就是说,我们要低调,艺术家不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成长,但其实我们作为艺术家更清楚为什么我做这个作品?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个作品的成长中起更多的作用呢。

到了今天,我们只停留在作品出生方式实际上是非常不够的,到了今天,你不依赖别人可以培养起来,这要感谢互联网,互联网给了我们这个渠道,如果你的东西有足够的社会关注。所以我觉得,艺术创作实际上是一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过程,我的人死了,但是我的作品还在世上。就如达芬奇已逝,但他的东西还在成长,还在延伸。一个好的东西有开始,它的未来实际上是有无限可能性,这时候我们能做什么,这是这几年我特别强调的东西,作品生成以后,艺术家能做什么。作为你的传播、互动,生效、成长,因为是艺术创作极为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后面的我的作品跟互联网发生关系,也因为跟互联网发生关系之后,公众媒体,其他的网民关注到我的作品,他们的介入、他们的采访,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进入了媒介时代。我相信在当代艺术层面当中,老百姓最能心领神会的作品就是俯卧撑。

我看了李东老师对作品培养、成长方面作的工作,包括去年的《广州非洲人街》和现在这个《他乡》,他在运用互联网方面做得比我还好,我还想向他学习,他很多东西都做得很棒。所以说,如果所有的作品没有后续的动作,只是拍摄下来是没有意义的。

主持人:我想让大家看一张照片,李东老师您告诉大家,他的场景画面是中年的男人,面前堆了一堆鸡翅,他在串鸡翅,而在他前面有一位女子走过,这位中年男人不经意的撇了她一眼。

李东:在城市里打工的大部分是单身的,很少有夫妇一起来到大城市的。就像这个串鸡翅的人,他是乌鲁木齐的回民,他在这儿来,一年十个月在这里,只回去两个月,虽然他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对自己有严格的约束,对性有自己严格的。但当外面高跟鞋响起时,难免有一些生理的反映。而性生活是成年人的正常需求,但由于条件的困难,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他为了让家里两个临近高考的女儿考上大学,他老婆就不得不在家里,而他也这里卷躯在这小屋里一个人地打拼。这在城中村是个普遍性的问题,这也是图片的意义,摄影也往往只能提出问题。

主持人:当初我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就问,他说在这一瞬间感觉到了某一种问题。在今天我们看到这十个家庭,据李老师调查的情况,只有一个家庭是夫妻两人共同在广州生活,剩下更多的要么是单身的男人要么是单身的女人,无论是年龄多大,问题就出来了,周老师,您刚刚给移民群定位的时候,在座的各位可能是智慧性的,或者是投资移民,我们今天看到所有主人符合您说的劳工移民,他们有的是体力,您也给一个定义,他们在底层,无论是性格也好,他们无法融入他们生活十年以上的城市,他们容易被忽略,您的眼中,他们遭遇的问题是有几个领域是他们最焦虑的?

周大鸣:这个提问很尖锐,可以分成几类,一个是自身的问题,包括家庭生活的问题,我们也专门做了这种调查,夫妻分开的这种家庭,这是一个人群,还有一个是整个家庭他们来到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他们可能是小孩子上学的问题,还有一类是性别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回到乡村会发现,在乡村找不到对象的人越来越多,女性来到城里面之后,她容易找到对象,反而男性到城里不容易找到对象,其实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作为一个补充,有很多的买卖婚姻,在农村里,从越南,老挝、缅甸、这成为了一个行业,把这些国家的女的运到中国嫁给光棍村的男的。有一个博士写了一个论文,写了一个现象,光棍村70%的媳妇都来自于买卖婚姻,男的在城里找不到,他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先讲这一点。

主持人:我问李东老师的时候,你调查时他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年龄大的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回到家乡,年轻的他们不想回去。

周大鸣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区别,老一代的农民工,他是求生存,新一代的农民工,他是求发展。所以老一代农民工基本上想出来怎么用最短的时间赚最多的钱带回去。新生代的农民工为了求发展,所以不断的在流动,不断的换工作,想寻找一些机会,所以现在在企业里的老板,最困惑的是工人的流动性太快,我在一个车间做了调查,从1月份到10月份流动的人是700多人,整个车间也才400人,差不多换了一遍。

前两天我去东莞调查,因为我们中山大学60年代写了一本书,90年代我也写了一本书,现在再回去做,就是想看一个年代一个村落,他们怎么样,他们变成一个几万人的村落,不同的人群,他们的生计,他们的生活,我们选一个村落去做,看得很清楚,从60年代的资料到现在的资料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主持人:我们做媒体的时候都在关注一个群体,登峰街的移民可能比户籍人还多,他却没有户籍人对等的权利,或者权利被忽略。

李海华对于这个事情的分析和调查其实也有很多,移民权利的不对等是一直存在的。我们说“农民”这个词可能有两层意思,一种是职业,一种就是歧视的语言,这是基于权利不对等的一种意识。中国新的社区,如果还是带来这种权利不对等,这个就会造成很大的矛盾。中国大都市有大量的移民,我想请问一下王少波先生是不是在欧洲的移民权利方面,比中国城市的移民权利要好?

王少波:我有亲身的感受,这个问题恰巧我是很关心的,在法国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同样一个地区,你基督教堂想申报建几个都行,但穆斯林要建一个教堂的批准就非常困难。因为它一直排斥这个族群,我们老早就知道一个问题,所以你看欧洲的历史,这个话题一打开,它也是歧视性的,是有不平等的。

主持人:以你亲身的经历,以广州这个城市,当外来兄弟们到登峰街,更多广州人采取了忽略,这也是歧视的一种,中国人作为移民群体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他所感受会和登峰街感受的一样?

王少波:在国外我去过一个中国人的庭院,他把家里面进门的地方打了一个桩子,弄了一个小佛龛,他说只能在家里面拜祖先。你在北美、加拿大很难看到有佛堂,这就是在歧视你。

主持人:《他乡》无处不在,安哥老师,您一辈子在做纪实摄影,您从这些照片的主人翁上看到什么信息?

纪实摄影家安哥:这个展览很多照片都非常好,比如红领巾蒙住眼睛捉迷藏的孩子、挂了很多衣服的宿舍楼等都很好。现在社会就是个阶层社会,最重要的是,各个阶层间能形成一个流动,可以上,也可以下。这里特别容易出故事,特别容易出片子,又上又下,最是生动活泼。现在是我们摄影师非常容易出片子的时代。所以,有人说全世界的摄影师都在关注中国,而中国的摄影师都在睡大觉。

我也在拍这些农民工,我跟踪一个搬家公司,每年跟他们搬一天,搬工队的员工一直在换。实际上他们也在变化,他那个阶层也在变化,他就干三年,一年在家里盖一层,第二年又盖一层,把三层楼盖起来就不来了,他有房子有地,这是老一辈的。年轻一辈的,我给一个老板工作时说,工人我也拍,老板我也拍,老板骂人我也拍,当时我拍从这个楼的平地拍了四天,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比如说这个回民,他要回家,或者是他要进货,这里缺少干活的,他用什么营生呢?我拍东西的也拍他们住的,也拍他们工作,其中有一个工人很帅,我以为30、40岁,其实他有50、60岁,当时我拍他完之后就跟他老板说,我春节到他家去。他回家也干活,那一年之后他就不回上海了,把城里的技术带到老家去了。

主持人:安哥老师传达一个信息,当我们给这些人贴上标签是底层的时候,是平等的姿态还是不平等的姿态。您如何看待面对比我们弱视的群体,拍摄的时候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您的经验?

区志航:我特别敬重底层的草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背后,那帮人干着最粗重的活,拿着最少的收入。我想怎么样用更好的东西能够去表达他们。在我创作俯卧撑这一系列作品的过程中,我走了超过40万公里,我跟很多不同层次的人在一起,我特别愿意跟他们分享,跟这些农民工,跟非常底层的人,我给他们拍照片,实际上你没有什么好高高在上的。比如我另一个作品关于土地污染,土地的污染比生产污染更可怕,它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有一些东西遮遮掩掩,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上了三个农民的家,跟他们合影,非常融洽的交流。其实沟通很重要。你沟通的时候,你是根本没有理由去歧视,我会让他们知道,我真正想做的东西。

主持人:安哥老师说全世界摄影师把中国当成出作品的时候,他提到了流动,阶层已经形成了,人们害怕,阶层流动的过程中阶层固化,农民工的儿子永远是农民工的儿子,农民工的儿子成为不了周老师。

周大鸣:当时我做调查之后出了一本书,就是《农民流动的转型》,农民也在转型,比如说技术型劳工的转型,技术型的劳工比纯粹出卖劳动力占到一半,农民工本身也是再流动。

主持人:有没有大家担心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

周大鸣:没有,中国一直都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他自己是农民工,会把自己的孩子想方设法的培养。教育是改变农民身份很重要的一方面。

主持人:说到下一代的时候,李东老师的作品把一幅孩子的照片放在现眼处。想问一下李东先生,按这个快门拍下这四个孩子是处于什么样的考虑?

李东:其实我把这张照片放在最后,这里面有我对整个话题的表达。我们当下的现代化、城市化,由于体量的庞大,大家都在摸索,对自己的前途,中国的现代化。他为什么会在世界上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它的人口。现在十亿农民要进入城市,生活状态发生变化,进入小康,十亿农民是世界上六分之一的人口。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发生变化,这是非常宏大的一个事情,对人类是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个过程又是充满了变化,有很困难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主持人:这些故事中,这十个家庭挣到了钱,他们的孩子呢?

李东:他们外出打工是第一代,他们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回家建房子,第二是把小孩子的教育。比如说老宁,他说现在没有什么压力,家里房子也买了小孩也成家立业了,所以他们大的压力没有。他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他的父亲,他父亲80多岁了很健康,还在家里种他们三兄弟留下的4亩多田。这里面有一个它的父亲的特写。

主持人:他(老王)的孩子成家立业之后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吗?

李东:基本上不会了,他的小孩已经在这里长大,他的知识面,信息量,生活的习惯已经习惯了在城市的生活,农村改变太大,实际上在农村他也没有太大的情感。我春节到他们乡下去,发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互联网的改变可能会缩短城乡的差距,这对我们中国现代化城市化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县城里卖的东西会比较落后,跟广州的衣服有差异,但是现在可以网购,物流非常发达,在小镇上可以通过网购,买到广州流行的东西。

主持人:在小村子里有网购?

李东:他们现在基本上都住在镇上、县里了,那里就有网络,即使村里,也有移动网络。这些人回去之后,他可以在网上买东西,这可能是以后的一个新变化。

主持人:我们发现照片经过李东先生讲述之后,故事的脉络开始清晰了,即使回到家乡祖屋破败了,但是他的第二代还可以在镇上进行网购。我们看到的这些主人翁,从全国各地来到广州,他们依然在找自己的老乡,家乡的乡土认同是他们生活基础,而他们的孩子现在回不去,这种和自己过去文化的撕裂,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周大鸣:当这种家乡观念已经不再重要的时候,我们认同什么?比如说我们来到广州,我们认同广州的文化还是认同家乡的文化,在一个移民社会,地域的意识越来越淡,这也是中国人未来面临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真的能认同和理解他们吗?这就上升到了一个文化层次,是否我们还是象看标本一样,看待一些跟我们生活上有相对一些距离的人,摄影过程中如何消解这些距离?

陈帆: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关键,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就是怎样对待底层非常重要,我们的心态不是旁观,你在拍摄之前,你是什么心态?你做过调查吗?你走访过吗?走访是很重要的。举个例子,我们熟悉一个人,你在没有条件之前,有很多的猜测,通过他的言语和表情,实际上你跟他一接触之后就会感觉到怎么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认真的问题。怎么讲这个定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这个角色一定要有所准备,不是我们怎么拍,关键是我们怎么思考。这个命题是非常的重要。

主持人:在这里提供一个小小的细节,认识李东纯粹是因为别人告诉他的故事,为了拍这个照片,他自己住进了登峰街,跟他们生活了大半年时间,赢得他们的信任之后才近距离拍摄他们的场景。现在回头看这些画面的时候,周老师他看到了笑容,少波老师你说你看到笑容背后可能有辛酸,你能否告诉我,哪一张照片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王少波:李东这次拍的照片,他是不同的角度去打动人,如果要选一张的话,我选春运在火车站拉行李的那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为什么感动我?她打动我的一个是她的表情,如果她是一个破烂的打扮,不会打动我。为什么她打动我,第一,这个小女孩远离家乡,后面是火车站,她穿着漂漂亮亮的,她真正的经历是什么,她背后的艰辛有多少?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出来。我们会发现,如果到火车站或者地铁站,很多女孩子的包都挂在男孩子身上,她不一样,大包小包都在一个人身上,她即使有男朋友也不在一起。她穿者漂漂亮亮,展现了让人非常美好的感觉,但是他背后的辛酸是什么。照片的寓意想起了,他给了我很多遐想的空间。我想她不会是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如果是这样,她不会一个人拖着一大包的箱子。

陈帆:这张女孩的照片很震撼,在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女孩子的腰,让人感觉他扭腰,扭出的辛酸,扭出了美丽。

主持人:讨论到现在,这个话筒最后要交到周老师身上,不知道这个女孩是刚到广州还是要回家,我感觉她回不去了。春节有一个微博,博士回家乡之后发现与他想象的不一样,他回不去了,当大量的年轻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村庄破败了,老人留守了,乡村从此会消失吗?

周大鸣:这个问题大家要关注,就是空巢老人,乡村大量的年轻人外出,特别是青壮年,乡村的人口老龄化,基本是在老年人和小孩留守,这些年轻人在城里住惯之后可能只有春节才回去,他们就会表现对家乡的这种……,比如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唱戏,而且很愿意花钱做这个事。当时我就有心理感慨,他们回来最多几天就走了,反而他们真正的故乡已经觉得陌生,我去采访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在家里过不惯了,特别是女孩子,在家里实在很难受,过了年三十就待不下去了。男孩子就不一样,比如还可以打麻将,祭祖,都是以男性为主。现在乡村到底怎么样走?乡村的文化到底怎么样建设?这就提出了乡村文化重建的话题,这些人出去的怎么回来重建?也有人说村落在消失,有一个学者有一篇文章,村落的消亡,类似这样的意识,村落是逐渐的消亡,至少是在越来越少,乡村人口越来越减少,乡土气保留得少,过去的老房子,打工的回去都盖出新房子了,盖了很大的房子,但是在家乡没有人住,所以中国的空巢,而且越来越多的村落开始进入了空巢的过程中,这对研究者来讲,摄影家也好都有很多故事可以去捕捉。

主持人:这次的沟通和交流算不上学术的交流,更多算是个人经历从业经验的沟通,他的设计很有自己的想法,希望用四面墙来展示我们平时都不会接触到的十个家庭。我们除了关注这个问题,还要关注另外一个问题,他的家到底在哪里?是在他出生的故乡,他的新家在广州吗?也许是,这十个家庭最终会怎么样,相信李东还会继续关注这十个家庭的命运。

区老师明确告诉我们,即这次讨论也都是这个作品生命的延续,如果李东老师的作品只是拍一张照片,那就没什么价值。农民工的二代三代也在苦苦挣扎,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坐在我们身边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感谢各位嘉宾,剩下的时间交给在座的各位,也许听了这些故事之后,再次看这些照片时又有不同的感觉。明天下午还有一场专业的摄影之间的讨论,欢迎大家参与,谢谢各位,请继续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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